19世纪晚期，在日趋严重的农业萧条之下，随着欧美新重商主义思潮的传入，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在英国遭遇强有力的挑战。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倡导者，1881年成立的公平贸易同盟呼吁对外国谷物征收进口关税，对帝国农产品则免税进口，强调依靠英帝国资源来缓解国内农业危机。以科布登俱乐部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派，基于“自由放任”原则坚决反对征收谷物进口关税。两派围绕着自由贸易与农业萧条之关联、谷物关税对英帝国的重要性、谷物关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争论。到19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以自由贸易派的获胜而告终。之后，新重商主义因国力衰落及经济危机而回潮。英国从1932年起开始对外国小麦等食品征收进口关税，通过帝国特惠制的实施终结了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晚期谷物关税之争与英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反映了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深层矛盾。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经济层面逐步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迈向国家干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转向帝国特惠制，这折射出其背后指导思想从自由主义(liberalism)向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的转变。在这场经济思潮及贸易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19世纪晚期的公平贸易运动(the Fair-Trade Movement)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该运动引起的谷物关税之争是学术界研究近现代英国贸易政策转向的焦点问题。
1846年《谷物法》(Corn Laws)废除后，英国进入自由贸易时代，在工商业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同时，农业逐渐走向衰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严重的农业萧条，在新重商主义思潮的传入及影响下，“全国公平贸易同盟”(National Fair-Trade League，以下简称“公平贸易同盟”)宣告成立，其公开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对国外进口谷物重新征收关税，而自由进口来自殖民地的农产品。这一主张的实质是建立关税壁垒、整合帝国经济，虽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会保护国内农业，但却严重违背了英国的“自由放任”传统，从而遭到了以科布登俱乐部(Cobden Club)为首的“自由贸易派”(Free Traders)的激烈反驳。两派之间围绕着谷物关税问题展开了多年的争论，最终自由贸易派在辩论中获胜，但公平贸易同盟在这场争论中所传播的新重商主义理念，对后来英国贸易政策的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场谷物关税之争中，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主张是英国社会对《谷物法》废除后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和自由贸易政策的首次质疑，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经济史领域的学者多将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主张视为《谷物法》和农业保护主义的回归，指出它最终被“自由放任”的主流经济学说压制具有必然性。帝国史研究者则认为，这场谷物关税之争蕴含着19世纪末英国社会两种帝国统治观念的差异，即坚持对殖民地放权的自由主义者与力求巩固帝国经济纽带的帝国主义者两派的冲突。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场争论，认为谷物关税争论触及维多利亚时代自由贸易政策的话语霸权，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被污名化为旧土地贵族的自私主张，因此它的失败难以避免。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或是关注这场谷物关税之争本身，或是关注这场争论本身与公平贸易运动兴衰的关系，而很少关注这场争论对英国贸易政策转向的深远影响。近年来新重商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兴起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本文以新重商主义思潮在英国的传播及其与“自由放任”学说的交锋为主线世纪晚期英国谷物关税之争的兴起及表现，分析这场争论的实质及其对20世纪初英国关税改革、帝国特惠制的影响，旨在为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经济思潮及贸易政策转向提供新的视角。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开端，但同时对英国农业造成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冲击。英帝国史学者彼得•凯恩(Peter Cain)和安东尼•霍普金斯(Antony Hopkins)指出：“自由贸易给英国农业宣判了死刑，不过并没有立即执行。”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外国谷物进入英国市场的运输费用相当高昂，故英国本土农业生产者实际上享受到一定的价格上的优势。此时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时期保障了英国的粮食供应。但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俄国、美国逐渐将其东欧平原和中央大平原开发为享誉世界的大粮仓，世界粮食市场因而供过于求；跨洲铁路的修建以及蒸汽船技术的应用使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运费变得低廉，运输量剧增。此时自由贸易政策对英国农业的影响展露无遗，由于英国和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接轨，国内生产者直接面临着来自世界市场大规模的谷物倾销，英国农业发展遭遇严重挫折。
英国农业萧条大多数表现在国内种植业的衰落和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加重。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种植业逐渐衰退。1875年、1877年、1878年和1879年夏季潮湿多雨，使得谷物产量锐减且质量不及中等水准。由于北美、东欧等地的耕地开垦与机械化农业的推广，国际农产品供给迅速增加。随着大量外国谷物的进口，国际性粮价下跌也通过市场传递到英国。因为缺少必要的政府干预措施，“完全商业化”的英国农业以工业市场需求为导向，向专业化、高效化的园艺业、乳畜业转型，种植业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农业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几个国家都要衰落得快。”英国本土出现了农业资本流失、农业就业人口减少、大量耕地转为牧场等现象。
随着本土种植业的衰退，英国对海外粮食的依赖程度加剧，农产品进口额急剧增长。1870—1874年英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约为3.6亿英镑，到1875—1879年已近5亿英镑。从1871—1875年到1896—1900年，英国小麦和面粉、肉类以及黄油和乳酪的进口量分别增加了90%、300%和110%。英国对国外农产品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此时，英国社会有人就国内对外国粮食供应的过度依赖状况深感担忧。例如，拉特兰公爵(the Duke of Rutland)在上院质问：“由于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土地不再种植谷物，正在逐渐变为牧场。凯尔德先生(Mr. Caird)说，过去10年内英国失去了200万英亩耕地。难道这是一件安全或者有利可图的事情吗？依靠反复无常的外国人供应粮食是安全的吗？”就此，因外国竞争而蒙受沉重经济损失的群体开始从制度上分析农业危机，把矛头指向英国的农产品无限制进口政策。如英国时任爱尔兰卷宗主事官(Master of the Rolls)爱德华•沙利文(Edward Sullivan)认为：“它(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年复一年地削弱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1/4(唉！非常有可能很快达到一半)的麦地已经被抛荒。它扼杀了我们的乳畜业、我们的水果和蔬菜种植业以及所有的小型农业产业。”对于自由贸易政策的反思由此提上议事日程，这也为新重商主义学说的传入提供了契机。
作为19世纪兴起的经济思潮，新重商主义学说是对近代早期重商主义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其倡导民族国家在国内建立高关税壁垒，扶持新兴工业、农业和商业发展，在国外拓展殖民地或巩固帝国经济联系，建立封闭的海外市场。与重商主义思想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重商主义也强调建立垄断性的帝国贸易集团(imperial trading blocs and monopolies)，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是新重商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他反对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当成普世的教条，认为政府应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鼓励海外殖民扩张。新重商主义思想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欧美广为流传，各国政府普遍实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如经济史学家埃夫纳•奥弗(Avner Offer)所言：“一种新的新重商主义学说在欧洲兴起，与其并存的是关税壁垒的建立，以保护地主和农民免受海外谷物的威胁。”
1879年前后，英国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峰，在政界和民间围绕自由贸易和农业危机的质疑和争论变得空前激烈。来自欧美的新重商主义在这一时期传入英国，并与本土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公平贸易运动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展现。威廉•埃克罗伊德(William Ecroyd)和桑普森•劳埃德(Sampson Lloyd)是新重商主义学说在英国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后来都成为公平贸易同盟的重要成员。埃克罗伊德在1879年对英国自由贸易政策进行了系统批判和反思，并以“自助政策——针对巩固帝国及捍卫其工商业的建议”为题将相关文章结集出版。埃克罗伊德指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带来的唯一好处是廉价的商品，但其代价是国内工人就业机会的丧失和各殖民地、属地的离心。如果面对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所作为，英国会丧失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从而沦落为二、三流国家。面对这种潜在的危险，他提倡实现整个英帝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摆脱对其他几个国家的依赖，对从外国进口的谷物征收关税是达成该目标的必要政策途径。这一带有新重商主义色彩的著作被称为公平贸易运动的“圣经”，对于指导英国贸易保护主义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大约在同一时期，桑普森•劳埃德注意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德国再次出版和流行，认为其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并且“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依据”。故此，劳埃德决定将其译介到英国，用作批驳自由放任经济学说的思想武器。为了适应英国读者的阅读需要并传播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劳埃德在翻译时根据英国的工农业萧条现状增加了一些注释和附录，尤其指出英国需要农业关税保护政策：“至于对本国农产加以适当保护的政策，则可使国内土地的耕种得以继续维持，并大幅度降低国家在食物方面对国外输入的依赖程度。”《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英国译本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行，促进了新重商主义学说在英国的传播。
埃克罗伊德和劳埃德两人的观点说明，英国的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很看重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用关税等手段保护国内农业，以及海外殖民地对于国内粮食、原材料供给的意义，这反映出欧美新重商主义思潮在英国社会的回响。新重商主义学说和民间的农业保护主义诉求为公平贸易同盟的建立及其谷物关税主张奠定了社会基础。
农业萧条和新重商主义思潮推动了英国贸易保护主义政治组织的建立。1881年5月，以议员大卫•麦基弗(David MacIver)、工业家塞缪尔•利斯特(Samuel Lister)、桑普森•劳埃德等人为首，持公平贸易观点的人士在伦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公平贸易同盟”，并在同年8月初公布了四条政策纲领。前三条可概括为停止与外国签署商约、对工业所需原材料免征关税、对高关税国家工业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第四条在英国社会引发的争议最大，内容为：“对所有从外国进口的食品征收非常适度的关税，从准备好自由进口英国制成品的帝国各地进口的食品免征关税。”因为谷物(corn)是最重要的“食品”(food)，故针对食品所征收的关税被时人习惯性地称为“谷物关税”。
谷物关税主张由两部分组成，具有保护性和建构性的特点。一方面，对外国谷物征收关税是为了建立关税壁垒，对征收高关税的欧美国家进行防御，避免其农产品的倾销对英国农业市场导致非常严重冲击。公平贸易同盟痛斥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为商业上的敌人，征收关税、减少谷物进口是对它们的有力回应措施。另一方面，自由进口殖民地农产品会直接地促进英帝国农业经济和内部贸易的发展，把殖民地建设成英国稳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简言之，谷物关税主张旨在建立一个英帝国贸易集团，整合殖民地的农业资源为英国的工业和资本服务，抵御外国的贸易竞争。
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主张是对1846年以来英国“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否定，在社会中掀起轩然。“科布登俱乐部”是自由贸易支持者最重要的政治组织。1865年，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领袖、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先驱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去世，其友人为了纪念他在推进自由贸易事业上的历史功绩，次年在伦敦成立了“科布登俱乐部”。该组织致力于在英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传播科布登的自由贸易与和平主义理想，并主张宗主国对殖民地放权，反对重商主义式的帝国统治方式。科布登俱乐部的成员涵盖了英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等中上阶层的人士，是自由贸易派的大本营。以科布登俱乐部为首的自由贸易派人士在经济上持自由放任传统观点，认为农业萧条只是暂时的，经济复苏很快就会到来，因此坚决反对关税等国家干预手段。如英国议会在1879年成立了调查农业萧条状况的王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882年的报告中指出造成农业萧条的因素只是暂时的，农业繁荣和农业萧条的周期性更替是自然现象，因此不主张通过立法改变自由放任的农业政策。可见，自由贸易派对“自由放任”的信念根深蒂固。在公平贸易同盟建立之后，他们都以为谷物关税威胁到《谷物法》废除以来自由贸易政策带给英国社会的益处，如廉价而充足的粮食供应、广阔的海外市场等，从而不遗余力地反对征收谷物关税。
19世纪70年代农业萧条爆发，英国社会受到新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80年代公平贸易同盟呼吁征收谷物关税，这些事件反映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征收谷物关税或者坚持自由贸易，哪种政策更符合英国国情，成为公平贸易同盟和科布登俱乐部等自由贸易派争论的焦点问题。
公平贸易运动是一场历时多年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谷物关税之争一直伴随着该运动始终。公平贸易同盟以伦敦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分部，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公平贸易》(Fair-Trade)作为舆论阵地，利用报纸、宣传册等大众媒体，以及公众集会、议会选举等政治活动宣传自己的谷物关税主张，抨击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同盟把谷物等粮食进口问题视作自身“最有力的攻守论点”，以科布登俱乐部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派人士则认为谷物关税主张是公平贸易同盟“唯一明白准确地提出的主张”，将其作为反对公平贸易运动的关键。两派之间的谷物关税之争，围绕着以下三个焦点问题而展开。
与之相反，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政策符合英国的农业发展现状，且和农业危机没有直接关联。在现行的财政框架下，英国没有征收谷物关税的必要性。在自由贸易派看来，英国农业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人口快速地增长所带来的粮食需求，所以必须从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北美、东欧地区进口更为廉价的谷物。托马斯•惠特克(Thomas Whittaker)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征关税的粮食长期以来被认为对英格兰的繁荣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对粮食征税是一种鲁莽的举措。”国内谷物产量的降低是全球国际分工的正常结果，英国国内不必从事利润较低的农业即可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认为，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充足但缺少肥沃的耕地，因此保障粮食供给成为扩大生产的必要前提，而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英国无限制地进口廉价的粮食，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富增长。自由贸易派强调农业萧条的根源并非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英国农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蒸汽船、电报、铁路等新技术在整个世界的推广，所以英国应对农业萧条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因此，自由党议员莱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表示，农民“必须使自己适应科学进步带来的新形势”，英国的农业“应该要依据现代生产条件和竞争状况的改变而做调整”。可见，双方观点的分歧之一在于是否承认自由贸易政策是农业萧条的根源，他们应对农业萧条的主张也相应存在差异。
第二，谷物关税对英帝国的重要性，即英国能否借助谷物关税构建一个英帝国贸易集团，摆脱对外国粮食进口的过度依赖。公平贸易同盟肯定了谷物关税对于英帝国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意义。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殖民地大都是农业经济体，所以谷物关税是发展殖民地经济、巩固帝国贸易纽带的重要手段。对外国谷物开征关税之后，英帝国将成为英国的粮食主要来源地：“(英国本土)这几个小岛的自然资源是不丰富的，很难以适当的价格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小麦。但英帝国物产丰富，可根据合理的价格供应与当前消费量相当的小麦，在需要时产量能大大的提升到5倍。”公平贸易同盟据此认为，殖民地的农业发展的潜在能力是巨大的，英国可完全凭借帝国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公平贸易》周刊进一步指出英国殖民地的粮食供应能力在迅速提高。如印度在1880年向英国出口小麦322.9万英担，但到1883—1884年，印度对英国小麦年均出口量就已达到了961万英担，所以加大对印度农业的投资对双方均大有裨益。为此，公平贸易同盟主张实行谷物关税政策，保护和扶持帝国的农业发展：“我们应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而非美国生产粮食、来投资；这不仅是为了殖民地和属地的利益和富裕，也为了让我国的人口更充分地就业、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我们获益和富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贸易同盟认为殖民地的农业可以弥补英国粮食生产的不足，而帝国内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有利于巩固英国的综合国力，谷物关税是实现该目标的必要途径。
自由贸易派则认为，谷物关税对于英帝国有害无益。从政策可行性来看，用谷物关税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将英国和殖民地强行整合的理念是错误的。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常务秘书托马斯•法勒(Thomas Farrer)指出，加强帝国内部经济联系的目标可能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任何迫使帝国联合的努力一定会导致其解体”。从谷物关税政策的效果来看，英国不可能仅仅通过发展殖民地的农业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与美国、俄国等农业大国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不同，英帝国的经济体量严重不足，在农业方面没办法实现自给自足。根据法勒的统计，在1884年英国的海外粮食进口总额中，殖民地粮食仅占19.3%，而外国粮食占比为80.7%，仅美国一国就高达26.9%；就具体食品而言，海外领地为英国提供了30.6%的小麦、5.8%的面粉和20.2%的肉类；而从外国进口的这三种食品供应量占比分别高居69.4%、94.2%和79.8%。可见，外国粮食在英国本土市场的优势地位是压倒性的，殖民地的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满足英国人口的温饱问题。自由贸易派因此认为，自由贸易政策符合英国的国情：鉴于英国国内严重的农业萧条形势，大量进口外国的谷物不仅是英国的最佳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可见，双方观点的分歧之二在于谷物关税在帝国层面的重要性，以及各自对殖民地经济资源的价值判断。
第三，谷物关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即征收谷物关税到底能改善还是恶化英国民众的生活。在公平贸易同盟看来，谷物关税政策能解决英国的失业问题，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谷物关税政策会使殖民地成为英国可靠的出口贸易市场，缓解英国的经济危机。1886年王家贸易和工业萧条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epression of Trade and Industry)《少数派报告》强调，英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市场占有率丢失和出售受限引起的供过于求。实行谷物关税政策则会扩大英帝国内部贸易，“在帝国内培养粮食生产者，用英国的工业产品和他们做交易”，促进国内生产和民众就业，“资本和劳动力将会被吸引到英国本土或领地，而非转移到外国”。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英国民众的生活也会得到保障。桑普森•劳埃德认为，征收谷物关税能大大的提升英国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农业人群的就业和生活。据支持公平贸易同盟主张的爱德华•沙利文估算，如果征收5先令的谷物关税，就非常有可能在促进国内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为整个农业劳工阶层增加2000万英镑的总收入。1885年，公平贸易同盟向全体选民公开承诺：促进国内贸易发展、扩大工业生产以及从帝国获得稳定粮食供给等，而最重要的是“推动英国人民更充分地就业”。这反映了公平贸易同盟坚信谷物关税会保障英国社会的粮食供应，为工人阶级提供就业机会，稳定工农业经济。
与公平贸易同盟的乐观态度截然相反，自由贸易派的观点是，谷物关税不但对英国的经济、社会没有助益，而且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征收关税后食品的价格会上涨，英国大众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会因之明显提高，这是自由贸易派反对谷物关税政策最有力的论据之一。科布登俱乐部援引经济学家詹姆斯•凯尔德(James Caird)的估算指出，对进口谷物增收的每1先令关税将会给英国消费的人带来大约400万英镑的负担，而工人阶级蒙受损失的程度最为严重，因为他们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物。自由贸易派进一步说明，谷物关税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种政策是以广大工人阶级的温饱生活和整个国家的贸易活动为代价，保护极少数的土地利益集团。自由贸易派人士约翰•沃茨(John Watts)认为，谷物关税会加剧英国社会的不公平，因为该政策只会给英国和殖民地的地主带来一定的好处，而绝大部分的关税额将会由占总人口5/6的工人阶级均摊。经济学家乔治•梅德利(George W. Medley)估计英国每年的粮食总消费金额约为4亿英镑，征收关税会提高10%的粮价，从而使英国社会增加超过4000万英镑粮食开支，其中约有2/3会流入英国地主的腰包。可见，自由贸易派全盘否定了谷物关税对英国民众生活的价值。
综上所述，公平贸易同盟着眼于英国社会的长期和整体利益，希望借助谷物关税维护帝国的经济纽带，并以帝国关税同盟作为粮食安全的保障，使英国摆脱内部市场狭小和出口贸易受阻的困境，促进长期的工业发展和民众就业；而自由贸易派立足消费者的现实和个体利益，认为谷物关税只是少数土地利益群体谋求私利的手段，以英国大众的利益为代价，会扭曲国内、国际的正常经济活动。双方在国家宏观贸易政策、帝国发展理念和民众生活等三个层面各持己见，由此，谷物关税争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
谷物关税之争是一场全国性的政策辩论，但并没有完全撼动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英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仍然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坚持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19世纪中期以来，历届自由党政府坚持财政改革、削减关税，坚决维护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保守党政府也公开反对公平贸易同盟的主张。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大众消费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食品，因而工人阶级选民不会同意征收会使粮食涨价的谷物关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公平贸易同盟并未能争取到足够的社会力量作为政治基础。由此，公平贸易运动逐渐衰落。到1891年，公平贸易同盟停止活动，1892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胜出，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征收谷物关税的政策主张随之破产。自由贸易派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宣传优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世纪晚期的这场争论表现为公平贸易同盟和自由贸易派围绕是否征收谷物关税的辩论，反映了新重商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的交锋与博弈。具体而言，双方在谷物关税争论中的不同见解源自各自对政府和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这两对关系的认识。
从国内层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自由贸易派的认识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政府干涉市场经济活动。自由贸易派认为，谷物关税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人为的财政手段，自然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关税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促进生产要素的非自然流动，无端地造成资源浪费。1881年，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奥古斯塔斯•蒙格利迪安(Augustus Mongredien)称：“贸易保护体系让资本和劳动力从按照自然分工盈利的行业转移到不盈利的行业，人为地提高商品成本，从而丧失劳动分工带来的优势，削减对外贸易并将国家孤立于世界别的地方之外。”托马斯•法勒指出，假设英国将美国谷物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加拿大允许英国产品自由进入其市场，那么英国将会面临供给不足、市场收缩的问题，而且美国在农业出口受阻后会加大对工业的投资，对英国工业造成新的竞争压力。总之，自由贸易派信奉自由市场至上的理念，认为政府对市场的人为干预只会保护个别行业和特殊利益集团，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必将会受到严重阻碍。
公平贸易同盟则认为，一定要重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和对国民经济的保护作用。在自由放任政策的影响下，由于缺少政府的干预，英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在国内、外市场中受到了外国的严重冲击，因此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必要的挽救措施。1885年，公平贸易同盟向英国选民表示，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关税战，如果英国“永不改革其财经政策，而希望外国会修改乃至放弃贸易保护性关税，这是毫无意义的”。在自由贸易政策之下，英国政府面对外国的关税壁垒没有反制手段，对国内的农业萧条也缺乏应对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谷物关税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财政武器。一方面，政府能借助关税展开商业外交，使外国在贸易战中让步。如支持公平贸易运动的议员路易斯•詹宁斯(Louis J. Jennings)认为，征收谷物关税的目的之一在于迫使美国人降低他们的关税。另一方面，公平贸易同盟主张政府发挥关税和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引导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适度的关税能够更好的起到调节价格的作用，保障国内生产有利可图，因而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公平贸易同盟充分肯定了政府干预对市场的积极影响，从而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从帝国层面来看，这场争论也体现出两派对于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认知分歧，即英国是否应该从经济上加强与殖民地的联系，以此来实现巩固帝国的目标。自由贸易派在帝国统治方面上同样奉行自由放任的原则，主张殖民地的经济自主，反对英国过分干涉殖民地事务。依历史学家安东尼•豪(Anthony Howe)所言，“科布登主义者一直对帝国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英国逐渐放弃了重商主义时代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商品在殖民地市场的贸易优惠待遇被取消，自治殖民地逐渐获得关税自主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英国逐渐放松对殖民地的经济管控，英帝国的市场向全世界国家和地区开放。自由贸易派认为，帝国关税同盟这种经济整合方式既与英国自由放任的政策方针不符，同时也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税收自主是(殖民地)自治的本质所在。”因此，帝国的联合只能够建立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文化认同基础之上，英国必须放松对殖民地的控制，构建一种“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
公平贸易同盟则强调英国应该主动加强与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贸易集团，因而致力于帝国的巩固。公平贸易同盟认为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了英帝国在经济意义上的解体(a disunited empire commercially)，由于英国“自身在财政方面对待外人和亲属无甚差别”，所以众多殖民地开始走上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如果继续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坐视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的经济分离趋势加剧，英国很快有沦为二、三流国家的风险。受新重商主义的影响，公平贸易同盟认为英国应该将殖民地视为自身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依托殖民地市场摆脱岛国资源限制、维持自己的大国角色。1888年《公平贸易》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既然真正的自由贸易不可能实现，那么英国人必须指望其自身作为一个帝国的资源，而非仅依仗限于不列颠群岛的一个王国来抵挡全世界。”公平贸易同盟主张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倡导依托帝国来扩大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因而致力于维持一种“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
自由贸易派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殖民地的经济事务，其“自由放任”主张和19世纪中期英国“世界工厂”地位是相适应的。工业革命后，英国需要向全世界出口产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殖民地对英国的贸易价值相对下降，因此历史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认为，取消对殖民地的财政支持是英国工业优势的逻辑后果。而公平贸易同盟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强与殖民地的经济联系，是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德国、美国等新重商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建立封闭的贸易体系，英国在经济上失去了绝对的世界领头羊。此时，自由放任政策加剧了外国产品在英国、殖民地市场内的倾销，随着贸易逆差越发严重，英国不得不重新重视殖民地作为其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角色，建立关税壁垒、整合帝国资源成为英国面对帝国主义竞争的现实选择。
卢克•特雷纳(Luke Trainor)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社会关于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在于处理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和帝国资源整合(imperial unity)的“三角关系”(triangular relationship)。公平贸易同盟提出的谷物关税政策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帝国资源整合两者的结合，以解决自由贸易造成的农业危机，这和自由贸易派在经济发展和殖民统治思想中的“自由放任”原则形成尖锐对立。因此，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谷物关税之争，在国内和帝国两个层面触及英国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体现了英国政府和社会对于两种经济发展道路的抉择：坚持既有的自由放任原则，就必然支持农产品自由进口和国际自由贸易；若选择新重商主义，就必然建立农业关税壁垒，通过特惠关税促进英国和殖民地经济的一体化。
19世纪90年代初，凭借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和强大的意识形态优势，自由贸易派在谷物关税争论中战胜了公平贸易同盟。虽然自由放任政策得到延续，但争论中蕴含的新重商主义思想对后来英国的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谷物关税之争的终结意味着公平贸易同盟倡导的新重商主义暂时淡出公众和学界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继续坚持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英国农业衰落的趋势愈加明显，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降，对外国谷物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到一战前，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国民资本存量中的份额，以及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等指标均在10%以下。由于外国廉价粮食的大量涌入以及缺乏政府的生产补贴和关税保护，谷物的市场行情报价持续走低，沉重打击了农场主及其农业生产，导致耕地面积不断缩减。1894年，英国小麦价格达到了最低值，与1873年相比，英国的小麦养殖面积从363万英亩下降到142万英亩，降幅约为60.88%。国内谷物生产的不足导致英国的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降，英国过度依赖国外粮食进口的风险愈来愈高。根据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主席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援引的官方数据，1890年英国自产小麦和面粉将近4100万英担，从海外领地进口约1400万英担；而从外国进口的数量约6500万英担，远超前两者之和。英国1905—1909年的粮食自给率仅略高于40%，而大多数欧洲国家1914年的粮食自给率至少可达到75%。这体现了英国农业经济和粮食安全的脆弱性，一旦海外供给受到威胁，英国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
鉴于对农业危机和粮食供应风险的认知，英国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和帝国内部的谷物贸易。根据王家战时粮食和原材料供应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Supply of Food and Raw Material in Time of War)统计，美国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英国的主要粮食进口国，1871—1875年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小麦和面粉占进口总量的39.9%，1898—1902年甚至达到62.2%，这不能够不引起英国社会各界的警觉。该委员会承认1903年之前英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非常巨大”；而英属殖民地在英国小麦和面粉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则从1871—1875年的10.9%、1898—1902年的19.0%，上升到1904年的39.1%，其地位超过了欧洲(25.4%)和美国(15.9%)。因此，英国慢慢的变多的人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和殖民地农业的重要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新重商主义由此获得了逐步发展的社会土壤。
19世纪80年代，公平贸易运动初步在英国社会中传播了新重商主义的思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本土的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历史经济学(Historical Economics)发展起来。这一学派的代表经济学家是威廉•阿什利(William Ashley)、威廉•休因斯(William Hewins)和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等。一方面，他们呼吁英国社会关注李斯特等经典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例如，阿什利在1896年翻译了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重商主义体系及其历史意义》。1904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公平贸易同盟的桑普森•劳埃德译本)在英国再版发行。1909年，英国首部李斯特传记——玛格丽特•赫斯特(Margaret Hirst)所编著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生平和著作选编》(Life of Friedrich List and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出版。另一方面，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等人的支持下，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帝国特惠思想，呼吁英国选择帝国商业联合的道路，他们的代表著作有《关税问题》(The Tariff Problem)、《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已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为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提供了经济学的智识支持。
这些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坚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认为英国应当重拾贸易保护主义传统，因而是关税改革运动和帝国特惠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许多观点(如重视保护农业)和19世纪80年代的公平贸易同盟如出一辙。他们强调英国必须依靠关税保护和控制国内和帝国市场，推动殖民地成为英国粮食和原材料的最佳供应地，进而维护整个帝国的长远利益。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如休因斯担任张伯伦领导的关税改革委员会秘书职务，张伯伦还邀请阿什利参与关税改革的政治宣传活动，从学术理论的角度批驳自由贸易政策。可见，在关税改革运动中，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和张伯伦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因此，新重商主义成为20世纪初英国社会反对“自由放任”政策、推动关税改革的思想武器，征收谷物关税的呼声再度出现在英国政坛和社会之中。张伯伦在1895年担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在任期间亦曾提出征收谷物关税的建议，1902年，为缓解英布战争引起的经济压力，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Michael Hicks Beach)开征多种新税，这中间还包括1先令/夸特的谷物登记税(Corn Registration Duty)，但这只是临时的财政措施。1903年，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起关税改革运动(the Tariff Reform Movement)。他指出，如果英国想建立帝国特惠制、实现工业增长，和防止英帝国解体，就“一定要对粮食征税”，因此向英国社会建议对外国的谷物征收不超过2先令/夸特的关税。谷物关税因此再度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关税改革运动是《谷物法》废除后英国第二次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运动，再一次冲击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自由贸易政策，其政治影响力远超19世纪晚期的公平贸易运动。这反映出在新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帝国特惠制的思想雏形已经产生，谷物关税主张仍未退出历史舞台，在英国社会仍有民众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确立起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这成为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接受新重商主义的标志。“帝国特惠制”指一种英帝国的歧视性关税体系。具体而言，英国和殖民地、自治领一致对帝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较高的关税壁垒，而帝国成员之间通过互惠协定互相给予优惠的低关税或零关税贸易待遇。由于除英国外的英帝国成员基本是农业经济体，因此谷物关税是实现帝国特惠制的关键税种。当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粮食等产品能享受低关税优惠待遇，取得对外国商品的价格上的优势时，它们才有机会增加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英帝国的总贸易量。早在19世纪末，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首先自发地推动帝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如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签订了削减关税的互惠贸易协定；英属南非各殖民地组建了“南非关税同盟”(the South African Customs Union)；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呼吁帝国关税改革，表达了发展帝国特惠贸易的愿望。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自治领陆续给予英国贸易特惠待遇，降低了英国商品在当地市场的关税水平，但英国仍然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到一战前一直拒绝实施帝国特惠制。
帝国特惠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确立，从思想层面看是新重商主义回潮的结果，从现实层面看是英国综合国力下降、战争威胁加剧和经济危机打击下的产物。一战暴露出英国的粮食供应风险，以致时任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后来坦承粮食供应是政府保卫英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粮食短缺最让我们接近于失败”。英国政府慢慢地认识到英帝国农业资源对英国本身的重大经济价值。1917年帝国会议通过了“帝国特惠制”决议，宣布要在粮食供应等方面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这一战时决议在1923年帝国经济会议上得到确认。但英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尚未支持对谷物等食品征收关税，这时的帝国特惠制的范围仍十分有限，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自由贸易政策已经严重危及英国的粮食安全与国际社会稳定，英国的小麦自给率仅为约15%，每年需要进口约1.02亿英担小麦填补粮食缺口，这说明改变贸易政策迫在眉睫。而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先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本国经济，建立封闭的地区性经济体系，建立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帝国特惠制也成为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1932年，英国经济进入低谷阶段，英国通过《进口关税法》(Import Duties Act)和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双管齐下，在经济指导思想及其实践方面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到新重商主义的转变。《进口关税法》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1932年2月4日，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向议会正式提交《进口关税法案》，基本内容是对进口的大多数外国商品征收10%的从价税；决定在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上与自治领进行关税协商；并建议给予殖民地商品关税豁免权。张伯伦申明这是一种“适度的贸易保护体系”，在国家层面不仅“通过减少进口，刺激出口，平衡国际收支”，而且“增加新的收入巩固国家财政，同时不增加社会各界的负担”；在帝国层面，则会“奠定一种新的精神基础，促进全帝国的团结与合作”。经议会通过的《进口关税法》在同年3月1日付诸实施，标志着英国正式放弃了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进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期。
《进口关税法》的出台为建立全面的帝国特惠制奠定了基础。在1932年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上，英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治领各自签署了双边互惠贸易协定，正式给予自治领和殖民地贸易特惠待遇。英国通过渥太华会议制定了谷物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政策：对外国的小麦征收2先令/夸特的关税，而允许帝国的小麦、面粉等食品自由进口；其他食品、原材料的关税特惠细则也有相应规定。英国商品在自治领和殖民地市场享有低关税的优惠待遇，也可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帝国的粮食和原材料。这些举措其实是19世纪80年代公平贸易同盟谷物关税主张的改良版本。对此，历史学家悉尼•泽贝尔(Sydney Zebel)认为，19世纪晚期的公平贸易运动、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领导的关税改革运动，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帝国特惠制一脉相承，其本质都是反对英国废除《谷物法》后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迈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在这数十年间，19世纪晚期的谷物关税之争是导致贸易政策转向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总之，19世纪晚期以来，新重商主义一直影响着英国贸易政策的改革与转向。1932年确立的帝国特惠制结合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整合帝国经济资源这两种新重商主义的基本要素，虽然后来帝国特惠制的基本内容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其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英帝国—英联邦经济合作的标志性政策。
19世纪晚期英国的谷物关税争论发生于自由贸易时代农业萧条和新重商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之下。公平贸易同盟和以科布登俱乐部为首的自由贸易派围绕自由贸易与农业萧条之关联、谷物关税对英帝国的重要性以及谷物关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辩论，体现了双方对政府与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这两对关系的不同认知。公平贸易同盟在谷物关税争论中的失败证明，19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英国政坛和社会的正统地位仍难以完全撼动，但谷物关税争论中蕴含的新重商主义思想却在英国社会中不断壮大并影响到英国的贸易政策改革进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沉重打击，英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对外国谷物征收关税，并采取帝国特惠制的形式与自治领、殖民地加强经济联合。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主张在几十年后正式成为英国的国家意志。
19世纪晚期谷物关税之争虽然只是近代英国贸易政策转向中的一段插曲，但却充足表现出其复杂性。15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面临着西欧新兴民族国家间的商业竞争和殖民地抢夺，英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垄断殖民地贸易、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而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到18世纪中后叶，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及经济的起飞，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确立起在世界市场的主导优势，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更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随着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自由贸易在19世纪中叶成为国策。19世纪70年代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英国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开始受到美、德等新兴工业强国的挑战。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同时，英国国内爆发了严重的农业萧条。此时，以贸易保护主义和整合帝国资源为基本内容的新重商主义发展起来。公平贸易同盟发起的谷物关税之争，是新兴的新重商主义向传统的自由主义发起的一场有力挑战。尽管这场挑战并未成功，但这场争论却向英国社会传播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开始冲击几十年来被奉为圭臬的“自由放任”学说的根基。虽然新重商主义学说及贸易保护政策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未被英国社会接受，但几十年后却通过帝国特惠制对自由贸易的取代而成为英国的主流贸易政策。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重商主义的迂回式演变，是在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和综合国力下降的背景下，英国政府采取的“筑墙设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倒退选择。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